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事件，对学术界来说，不亚于一场7级地震。有人形容说，北大这座巍峨的学术殿堂几乎被这件事毁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北大还是其他的网站里，以及报刊上，为王铭铭辩护者都大有其人。据悉，有10多所高校的20多位教授致信北大校长，请求学校从宽处罚王铭铭。王铭铭的学生们也为此多次找校领导求情。目前对王铭铭的处理结果(除教授外其他行政和学术头衔一概撤消)，有人认为够重的了，理由是王铭铭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学者，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有人认为轻了，北大一位同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学者不无激动地说，出了这样的事，王铭铭怎么还没引咎辞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的双重缺失
一位高校校长对记者说，王铭铭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只北大有，还有比王铭铭名气更大、位置更高的人犯同样的错误。这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现在一些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对这些已不以为意；甚至一些高校的校领导对此也认识不足，学校出了抄袭事件，不是给当事者以相应处罚，让大家引以为戒，而是想办法遮掩。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论文的弄虚作假上，从科技成果评奖、科研项目立项、博士点评选、甚至到院士评选，学术腐败已渗透到了学术界的每个角落。
“学校并非孤岛。”很多被访的高校领导和教授都提到，如今社会上不正之风和假冒伪劣、盗版产品泛滥，抄袭、作弊是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校园里的反映。弄虚作假者很容易名利双收，被发现者寥寥，由于缺乏制度规范和道德层面上的约束，使得人们对惩罚的担心和自身良心的谴责远不足以拒绝眼前利益的引诱。有学者以卖盗版盘为比：一个人卖盗版光盘被抓住了，交点罚金就算完事，无论卖的人还是买的人，也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学术道德建设也是一样。在美国、德国等国，对抄袭、剽窃等严重学术违规行为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如果触犯法律法规，就要追究法律责任。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专门成立有“研究诚实办公室”，负责调查和处置那些由政府自主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的行为，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违规情节及处置决定等，社会舆论对此谴责严厉。因此，在这些国家，极少有人敢冒此大险。而目前，我国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或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制约，或缺乏明确细致的处罚规定。社会公众舆论对此类行为也比较宽容，有那么多人为王铭铭说情，就是例证。
清华大学教授金国藩院士认为，这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乏知识产权概念有密切关系。过去几十年，我们曾经翻译了很多国外著作，都没有经过作者授权。对此，大家并不引以为耻，甚至有人说，八国联军曾经拿了我们多少好东西，现在我们拿一点他们的没什么了不起。还有，过去搞科研，很多都是先买来国外的产品，拆了进行分析，然后模仿人家的。我们现在缺乏技术创新，与此有很大关系。“缺乏知识产权概念，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种灾难。对此，我们要深刻反省！”金院士大声疾呼。
“中国加入WTO后，高等学校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师生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杜绝学术界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行为的发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院士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将知识产权法、著作版权法、专利法知识列为本科学生的必修课。我在英国读书时就有一门‘怎样进行科学研究’的课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很具体地讲授什么叫引用，怎样引用别人的成果等等，而我们现在对学生缺乏这样的教育，甚至很多教师自己也搞不大懂；第二，将知识产权法、著作版权法和专利法知识作为青年教师晋级考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像外语考核成绩一样，实行一票否决制；第三，由有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组织巡回系列讲座，在老教师中普及相关知识；第四，除了现有的法律条文，还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处罚措施和力度。”
学术浮躁症，比学术道德失范更值得关注
比抄袭、剽窃更普遍、更令人忧虑的是粗制滥造，因为抄袭和剽窃者毕竟是少数，但粗制滥造却已成学界的通病。一些教授学者在谈到此问题时充满忧虑。年轻教师一年出六七本著作，博士生一年发表十几篇论文，老师组织三五个学生一两个星期就编成一本书……这样的现象在高校很普遍。在今年的两会上，更是有媒体爆出有人一年写400篇论文的“奇闻”！
“中国科技界、教育界要有使命感、紧迫感，但同时也要注意，科技和人才的成长都有自身的规律，重大科技成果和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而不是下个计划指令就能实现的。但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却跳不出急于求成的框框。比如，对一些基础研究，既要求基础性，要原始创新，同时又要求有大的经济效益，考评时经济效益往往是一个重要指标。其实，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很多现在很难说清楚有什么用途，更不要说经济效益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越院士说。
很多专家学者在谈到学术道德建设时都提到学术评价机制问题，认为现在过度强调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学术浮躁症的一个重要诱因。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说，量化评价是必要的，但必须要有对质的评价。现在评教授就得有多少篇论文，多少本著作，否则就没有资格参评。在评职称时，评委们哪儿有空细看你写的论文和书的质量，于是，有3本书的人就比有1本书的人容易评上。这样的做法必须改。
一颗种子埋进土里，不能三天两头就刨开土看看发芽了没有；苗冒出土后，也不能拔苗助长。一个科研项目也是一样。现在，要立项先要填表，要你说几年就要达到怎样的程度。当然，搞科研的人都希望把它搞好，但不能太急。对科研项目的检查评价不能太频繁，要求一年就要搞出眉目，两年就要出成果，三年就要如何如何，这样做只能欲速而不达。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难出大的成果？因为每次刚有点小成果，就赶紧写论文发表了。结果论文数量不少，质量却上不去。对此，一些学者呼吁：“我们已经吃过大跃进的苦头，学术界不要再搞大跃进了。”
学术道德建设，不要搞运动
“现在学术界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学术繁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必然现象。我们要讲学术道德，但我坚决反对‘学术打假’这样的提法。”对学术道德建设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郭禾教授的视角比较独特。
郭禾教授的观点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一般犯罪率和离婚率都要比以前高，因为人受到的行为约束小了，自由度大了。学术界也是如此，在打开窗户放进新鲜空气的时候，难免也会飞进来苍蝇。过去，我们是采取“搞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现在不能再这么搞了。郭禾认为，“学术打假”的提法不妥，这样会导致灭掉一大批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导致学霸孳生膨胀。当年苏联的李森科和英国的法拉第，压制了很多不同学术观点，导致学术发展的停滞，这样的教训需要汲取。“我们要珍惜现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不能将学术道德建设推向另一个极端。学术民主是学术繁荣的前提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