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8日，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燕园内外：北京大学隆重召开表彰大会，决定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王选院士。一个多月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的王选，此时此刻百感交集，他动情地说：“这是对我所在集体取得成绩的充分肯定，我只是这一集体的代表。”
　　我+我们=完整的我
　　的确，从20多年前的“七四八工程”到今日的方正研究院，王选身后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
　　1974年8月，国家决心发展信息科学技术，由当时的四机部牵头主持一个大项目，它的三个子项目分别为：汉字通讯、情报检索与精密照排。开始选定的攻关单位没有北京大学。然而，“精密照排”课题的难度却深深吸引了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选。他与夫人陈堃銶利用业余时间，经过几个月反复推敲，设计出一种不失真的信息压缩方案。数学系、无线电系的师长与同事对此方案很赞赏，学校领导也给予高度重视，支持他们承担精密照排这一国家项目，并主动多次以学校的名义向北京市和四机部据理力争，还为此成立了以教务部主任张龙翔任组长的会战组。陈堃銶带领四名师生日夜奋战，很快在计算机上成功完成了“将压缩信息还原成汉字精密点阵”的模拟实验。干劲、实力与成果，终于使四机部于1976年9月8日将这一国家任务下达给北大。从此，王选与他的战友、同事和学生走上了发明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并实现商品化、产业化的艰难之路、成功之路。
　　王选喜欢用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公式“我+我们=完整的我”来说明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集体的合作。说起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王选如数家珍：吕敏之的电路功底比我好得多，动手能力也强，加上思维清晰，认真细致，我在许多地方不如他；还有张合义、李新章、汤玉海、向阳……与王选在激光照排等领域跋涉了25个春秋的陈堃銶感慨地说，是集体、是项目给了我们锻炼能力和创造的机会，我们庆幸自己能有这种机会。
　　我们是幸运儿
　　1954年，17岁的王选怀着对数学王国的憧憬从上海走进了燕园。
　　50年代初期的北大，是这座百年老校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老北大的名流，燕京的精英，清华的大师荟萃燕园，师资力量空前雄厚，学术氛围格外浓烈。各地的青年才子也纷纷怀着“向科学进军”的远大抱负涌进北大数理化等系科。当时的校长马寅初先生极力主张把教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抽调校内著名教授任基础课教师。受益匪浅的王选至今对那些恩师的教诲记忆犹新：“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现称科学院院士)，当时已是一级教授的江泽涵先生教我们解析几何，教数学分析的程民德教授后来也当选为学部委员，教高等代数的丁石孙教授后来任北大校长。”“他们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后来多年的科研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计算机本身就是数学和电子学结合的产物，数学基础对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得益于名师指教和严谨学风陶冶的何止王选一人。比他早一年入校的石青云院士，在指纹识别领域功勋卓著，回忆在数学系求学的日子，她感慨颇多：老师在教学上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学生因材施教。从入学到毕业，每门课都是口试。学生答不出来，就让他到准备室去想想。有的学生冥思苦想长达六七个小时，老师也陪着不回家。毕业留校任教后，在师长的指导下，我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滚打磨炼，这为我后来在科研方面的发展打下了非常有益的基础。
　　与王选同期入校的不少同学在这片沃土上成长为栋梁之材。1953年考入数学系的姜伯驹，27岁发表了一篇论文，使国际数学界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难题迎刃而解。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时，他年仅43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张恭庆、杨芙清、郭仲衡、甘子钊……一批50年代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是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有人做过统计，中科院数理学部的院士有近2/3出自北大之门。
　　作为建国之初入校的北大学生，王选与他的同学们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教育与关怀。在今天北大科技巨匠的群体中，王选是杰出的代表。王选与陈堃銶常说：“我们是我们这代人中的幸运儿。”
　　薪火相传永不熄
　　早在5年前，王选就为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今天，王选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计算机研究所成长起一支“青年近卫军”：
　　肖建国，北大计算机系85级研究生，是王选留下的“好苗苗”，现已成长为方正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是他完成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系统的软件设计；
　　阳振坤，24岁成为王选的博士生，在王选研制的前五代栅格图像处理器基础上，他研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并超越了王选获得的“欧洲专利”的技术内容；
　　汤帜，在王选指导下提出并成功主持开发出飞腾排版软件，进而实现了“软插件”体系，被王选誉为“打开日本市场的一张王牌”。
　　这支队伍平均年龄30岁，正在不断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推动着方正事业实现新的腾飞。
　　“甘做前薪燃后薪”，这是冯友兰先生对北大传统的精彩概括。
　　王选是受益者、承继者；也是赓续者、再造者。
　　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路人马”汇集北大数学系，人才济济却不论资排辈，“出身”不同从不存门户之见。当年38岁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原主任段学复教授出任系主任，而年近五旬、德高望重的北大数学系原主任江泽涵教授却只作了几何教研室主任。然而，他们却亲密无间、通力合作，开创了求实创新、全力扶植青年人的系风。50年过去了，系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老教师退了一批又一批，但这个好传统却始终没变。当年，江泽涵教授注意到国际上“拓扑力不动点”研究是个热点，便指导很有潜力的学生姜伯驹去钻研，结果姜伯驹发明了被国际上命名为“姜子群”的不动点理论。得益于师长精心指导的姜伯驹教授全身心地培育他的学生，在他的扶持下，博士生王诗在低维拓扑这一国际前沿课题上颇有建树，晋升为博士生导师时还不到40岁。
　　类似的“家谱”在数学系还可以举出很多。北大丰厚的学术底蕴、浓郁的人文氛围，王选耳濡目染，起步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他得到众多师长的厚爱与提携，又以同样的爱心甘当铺路石；他得益于集体协作，又着力张扬团队意识。“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作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王选的心声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共同追求，也是北大学术生命常青、科技新星常在的内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