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好的质量，教育是不成功的。这一点，可从大家众口一词的反复阐述和强调以质量求生存的道理，似乎已经将质量提高到一种无以复加的高度，但问题在于实际效果往往并非人意，发展思路不明晰、制度化、法制化和体系化的东西不完备，或仅有的一些制度化规制也执行的至少不够那么坚决和彻底，不失为其重要的成因。

　　没有质量的数量等于没有数量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陆续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进入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保守派主掌政府的大权，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推行“物有所值”政策，结束了多年实行政府对高等教育无条件拨款政策；80年代中期质量保障在工商界的应用日趋成熟，并逐渐引入高教界，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说国际上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从上世纪60-70年代对受教育机会的研究转向80-90年代更多地对自身意义和绩效指标的研究;并且从单纯的教育评价研究转向包括评价在内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研究；从高等教育全面质量管理研究转向注重质量保障的机制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竞争的核心由单纯质量高低的直接比拼转化为质量保障制度，以及体现“零缺陷”要求的保障体系的完备程度;21世纪初演进为探讨“临界质量”和打造基于自主创新精神之上的深厚的质量文化底蕴，以至于21世纪被视为质量的年代。

　　管理方法有时候就像生物的进化，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会产生出不同的管理方法，各个根植于不同文化的管理方法，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相同的目的。

　　第一，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高等教育产生威胁和挑战时，努力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并通过审计和评估等手段，不断促进高等学校提高质量，充分发挥质量保障具有的“安全网”和“减震器”作用，高等教育发展由效率优先转到提高质量与和谐发展的道路上来。

　　第二，监督和控制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是否得当，是否“物有所值”。高等教育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也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国家和纳税人有权了解高校公共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及时规避市场趋利性，以迫使高校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保证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益。

　　第三，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既是政府放权，也是高校扩大自主权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原因，高等教育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和高校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之中，国家社会监控和高校自律机制尚不健全，建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成为政府进一步向高校放权，由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转移，实施“遥控”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较好地避免行政部门各自为政、自行评估，高校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有效途径。

　　高校、社会，谁说了算？

　　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大学教学论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院校评价为中心的内适性标准和以社会用人部门为中心的外适性标准之间的冲突与困扰。就质量设计而言，可区分为高等学校内部与外部两个尺度，或二重标准，即内适性与外适性质量标准。

　　其实，内适性标准和外适性标准的冲突与对立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中世纪大学的初创时期。内适性质量着眼于探寻知识和对真理的孜孜以求，持认识本位论的观点，依学科和专业知识的内在逻辑和联系的观点和角度思考问题；外适性质量注重高校对社会提供的服务，即持国家本位论或工具论的观点。基于此，我们认为建构我国的质量保障体系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对内负责的英国模式和对外负责的法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并将二者有机的结合为我所用，对高等教育作出由内到外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偏向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失误。如果只进行专家评审而轻视或不顾及社会需求，可能危及和影响高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走向与社会割裂的“象牙塔”；如果只依靠外部权力负责的评估模式，将不符合高等教育组织的基本特点，评估结论也不会被业内人员完全接受。内适性标准和外适性标准从冲突转变为对话是一个观念逐渐更新和融合的过程，高校在不断努力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通过内适性质量和外适性质量的有机结合，确立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防止“潜规则”的负面影响

　　任何大学并非独立地存在和运作,而是与其赖以生存和竞争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高等教育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校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校园潜规则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潜规则相比并不逊色。制度的转型催生了“潜规则”的流行，并正在践行着“存在就是合理”的法则。大学在本位利益的驱动下，无意中为“潜规则”搭建了舞台，误导人们更关心“包装”和“标签”的价值而非“品质”，这些需要更有效的机制保障。

　　我国高教界的人际关系较为复杂，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毋须遮掩，与人情、门第和师承关系等“潜规则”的负面作用的斗争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缘此，我们认为规避和治理“潜规则”的负面影响，有赖于大学质量文化的重塑，有赖于在建构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惟此才能直面质量“注水”，揭示幕后症结。

　　质量强校：新形势下安身立命的基石

　　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质量问题，此后，这种对质量的争论和追求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直没有停息过。今天，学生质量依然是高等学校十分重要的评价和保障对象,这一点，决不容动摇。但不再是唯一的评价尺度。对质量问题的诊断和保障不是仅仅依赖于零星的革新，而是需要建立整体的改革图景，我们主张建立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抓手统领高校的发展与改革，并以其作为学校发展与变革的基石。由单一的学生质量评价体系向以多元的全面质量保障体系转移，构筑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全面系统评价为基础的长效性制度保障体系，这既是高等教育的诸多功能和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使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亦是学生质量获得根本保证的必由之路。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从国家与民族竞争力、教育安全等视角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我们认为应把高等教育的大国发展为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强国，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意识和思想从高教界拓展到各个行业，提升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理念和追求，在国家生存和崇尚“质量”，从“质量强国”的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上把握，质量强国，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自觉，也是民族觉醒的标示，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神圣而艰巨的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