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已经回答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彭德怀同志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有人会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有人会问：这四种革命力量哪种更重要，哪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但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哪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同等地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当然，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例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
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又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有人会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这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是，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决定条件，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有人还会问：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呢？肯定地回答，一般是掌握住的，所以才有这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根据地能日趋巩固。但是，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的，如一个时间内武装政策中的偏向，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根据地会更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方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我们的偏向或错误，就是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程度，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也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例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九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或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才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九四○、一九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做，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不仅有抗战初期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有今天冀南的中国人大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是丝毫不可轻视的。就是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对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根据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了。就是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复杂的斗争的特点，对封建地主不能机械地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要求过急。但认为“一年做不好有二年，二年做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而不是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是在太行、太岳，也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要求在冀南不成问题了。这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没有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一）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的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即使他们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地去团结地主。


　　（二）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帐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令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


　　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